为什么研究中国
感知中国
必须从现代知识的碎片里建立一个新世界，东西方必须构建在一起。
——林语堂
以林语堂为代表的一批远见卓识的世界主义者们，让我对中国及其精神财富有了进一步了解。探讨中国的思想遗存、探讨各种不同的研究方式和跨学科解决方案始终是我取之不竭的灵感来源。让中国的思想家与作家在西方广为人知，并尽可能地使他们的理念在此得以运用，一直是我从事中国研究的主旨所在。
思想先驱与典范
林语堂（1895—1976）是一位笔耕不辍的作家和翻译家。在那个时局动荡、战乱频仍的年代，他用来自中国古典文学的人文主义理想鼓励他的读者，试图在东西方之间架起沟通和理解的桥梁。
我认为“领悟”是个宏大的词，它证实了人与人之间的共性：对真与美的热爱，以及共同的愚钝和懦弱。
林语堂凭借自己过人的语言天赋将中国古典文学译介到西方世界，并在评注中融入了他旅居西方国家多年所得出的种种观察与体悟。
在青岛从事教育工作的欧洲神学家卫礼贤（Richard Wilhelm, 1873—1930）在精神上与林语堂有着相通之处。由威尔海姆译介的孔子、老子篇章以及《易经》等著作时至今日仍被奉为典范。卫礼贤也同样是以写作的方式来对抗时局的纷乱：1900年，在他抵达中国短短一年后，义和团运动爆发；在抗日战争和日据时期，他在学校的教育工作只能艰难为继。
我们这个时代有其可怕的一面，一切崇高和坚固的东西都开始变得摇摇欲坠。然而，纵使孔子学说中易于衰朽的部分在这个新的世界里分崩离析，他所昭示的永恒性，关于自然与文化和谐共处的伟大真理仍将继续留存，并为新的世界观和人类的塑造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